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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版黑客帝国前传  

2008-01-11 17:24:11|  分类: 3.文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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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力

创作日期及地点:12:26 04-2-24于广州

发表情况: 2004年10月12日《家用电脑》第60版,“九城杯”CBI第二届全国游戏文学大赛50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同年,我出生,地点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村小镇。父亲姓“时”,我随父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里面大名鼎鼎的“时迁”就是我的本家。父母为我起名“健驻”,因此我的全名就叫做“时健驻”。时时刻刻健康常驻,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包含了父母对我的无限疼爱。当时医疗水平没现在这么高,所以我出生时并没有注射多少疫苗,不过那时也不象现在一样病毒泛滥。虽然医疗水平没现在这么高,但称得上是不治之症的数量只是现在数字的零头,细菌病毒的数量也只是现在数字的零头,更别提什么电脑病毒了。当时家里穷,所以我出生后的头几年并没有吃到什么好东西,当然这些简单的纯天然的真实的食品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尽管有着种种的不利,我还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茁壮成长,身体越来越棒。老人们说我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机。

1981年,首例艾滋病病例(先天免疫缺乏综合症)在美国被发现,这种疾病对人类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同年,我三岁,开始懂事了。那一年我生平第一次病了,不是由细菌病毒引起的,医学上的名词叫多动症。不过父母并不认为这是病,反而很高兴,因为父母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活泼可爱的。

1983年,中国引进的第一条计算机系列生产线,在广州建成,年产小型计算机400台。同年,我五岁,家从农村搬到了城市。新家最吸引我的是一个方形的屏幕,那是一台现在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的黑白电视机。就在那一年我的多动症不治自愈:我可以一整天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也不动。那个四方形的屏幕治好了我的多动症的同时也开始占据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的短短两年的幸福纯真美好的童年到此结束,我的人生也从此和屏幕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年,南非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在二十八年监禁之后重获自由。同年,我十二岁,小学毕业,正式从填鸭式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做为考上重点中学的奖励,我拥有了第一个属于我的方形的屏幕:一台手持的只能玩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比起家里那台早已由黑白升级为彩色的电视机,这个小小的游戏机显然更吸引我。我天生是游戏高手,当然现在看来应该称作屏幕游戏高手才对(我说过我从小和屏幕有不解之缘),因为现在流行的虚拟现实游戏我玩起来总是不顺手,所以我现在也不再是什么游戏高手,但当年我确确实实是一个游戏高手。不再满足于手持俄罗斯游戏机的我开始流连学校周围的电子游艺室。很快学校周围所有的电子游艺室都贴出了“本电子游艺室不欢迎时健驻进入”的白底红字标语,因为我常常可以用一个游戏币从早玩到晚。电子游艺室门口的“非节假日不准未成年人进入”的标语从来没有被认真执行过,但“本电子游艺室不欢迎时健驻进入”的标语却一直被非常认真地执行着。有的电子游艺室甚至干脆把“本电子游艺室不欢迎时健驻进入”的标语用红字刷在了墙上,就象当时逢年过节回农村过年时,偶然还能在一些墙上看到的“农业学大寨”“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等标语一样。当然现在那些见证我的光荣史的标语也象上面那些见证中国历史的标语一样无从寻觅了。那时我还没拥有可以捕捉历史片断的方形的屏幕——DC和DV,甚至连,那东西叫什么来着?对了,照相机,甚至连照相机也没有。总之我从此不能再进入电子游艺室,手持俄罗斯游戏机也再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但不久第二个属于我的四方形的屏幕也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1991年,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起用电子战手段,战争最后以伊拉克的失败而告终。同年,我十三岁,拥有超前意识的父亲在伊拉克战败的第二天给我买了一台单显286电脑。从此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了电脑显示器方形的屏幕前。从286到586,从单显到彩显,我的电脑硬件越来越高级;从Dos到Windows,从打字到编程,我的电脑水平不断提高;从单机到局域网,从内部网到互联网,我通过电脑显示器屏幕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大。

1996年,周星驰主演的《百变星君》横扫中国大陆各大影院。同年,我十八岁,整个暑假都在尝试编写一个能让自己随心所欲变化的程序,最后因为自己硬件知识极度缺乏而失败,只得暂时作罢,背起行李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大城市上我的大学去了。大学四年,和电脑及网络接触的时间更多了,当然进步最大的还是我的硬件知识。

2001年,《人工智能》全球上映。同年,我二十三岁,大学毕业后一年,炒了当时的老板,在自己的小出租屋里当起了soho一族。之所以选择当soho一族,一来是看不惯老板的专横,二来是因为我又病了,需要休养。那是我生平第二次生病,同样不是由细菌病毒引起的,医学上的名词叫铃声综合症。铃声综合症的典型症状就是无时无刻都觉得手机铃声在响,不停地拿出手机来看,却发现原来根本只是自己的幻觉,搞得自己精神非常憔悴。这是我第一次对方形的屏幕产生厌恶感,虽然那时我的手机已经升级到了彩屏,但是我对手机是越来越厌恶了。为了治好铃声综合症,我编写了一个程序植入手机中,这是一个能自己思考的拥有人工智能的程序。本来,开始编写的时候,我只是想写一个能通过不断学习从而找出方法,治好我的铃声综合症的程序,但在编写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在程序中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当然,当时的我并没有发觉。程序很快就找出了方法,治好了我的铃声综合症。病好后,我开始了我的soho生活,靠编写各种各样的程序维生。手机治好了我的铃声综合症,但我还是厌恶这个有着小小液晶屏幕的东西,于是我把手机锁在了我用来放废弃硬件和工具等杂物的大抽屉里。当然,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作为对治好了我的病的报答,我为它提供了不间断的电源。

2002年开始,《黑客帝国》创造了电影票房收入的神话。同年,我二十四岁,靠卖程序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收入神话。我给自己买了一套大房子,把所有的东西都从小出租屋搬到了新居。受电影的启发,我给新居命名为“Matrix”,因为新居里面除了我之外没有其它人,除了机器还是机器。

2003年,非典席卷全球,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同年,我二十五岁,过着比深居简出更深居简出的生活——隐姓埋名的生活,仅仅通过电脑屏幕和外界保持着联系。隐姓埋名自然不能用原来的名字了,于是我决定给自己起了个笔名。我原名叫“时健驻”,按英文的读法就是“健驻·时”,和“建筑师”谐音。所以我把“建筑师”作为自己的笔名,英文名叫“Architect”。得益于隐姓埋名的生活,非典对我的影响并不大,但我还是病了,生平第三次病了,医学上的名词叫屏幕综合症,这是比铃声综合症更厉害的心理疾病。由于过多与屏幕接触,慢慢产生了对屏幕的依赖性,一切东西在自己眼里看上去都框在一个屏幕里,都是方的。不过这个病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的工作是屏幕上一行行的程序,我的生活是屏幕上的网上超市;我的家人在屏幕的另一头,甚至连我的爱情也只是屏幕上的一行行文字而已。我觉得自己是健康的,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所以我继续我的隐姓埋名的生活,继续生活在方形的世界里。

2004年,微软源代码泄密事件震惊世界。同年,我二十六岁,屏幕综合症病情加重,我开始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屏幕。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我给自己买了一栋别墅。这次我什么都没有搬过去,因为“Matrix”里面大部分东西都带有方的屏幕。没有手机,我可以通过屏幕和世界联系,但没有屏幕,我与世界就完全隔绝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天,搬进别墅的第四天早上,速递员给我送来了大批硬件。送货单上的送货人栏没有署名,我也没有办法从速递员口中得知是谁帮我订购了这批硬件。我草草在送货单上的收货人栏签上名后就兴高采烈地把硬件搬进了别墅,这是我搬进别墅后第一次露出笑容。

2010年,一场由电脑病毒引起的经济危机使世界经济倒退回石器时代。同年,我三十二岁,经济萧条使我失业了,人们不再需要程序,人们只是需要粮食。我变卖了别墅,背着行李回到了“Matrix”。我拿出钥匙正要开门,门突然自动打开了,里面冲出四个机器人,不由分说,两个在前,两个在后,把我架进了“Matrix”。我在空中挣扎着往下望,只见“Matrix”里面布满了各种仪器和线路,有十几个机器人在里面繁忙地工作着。“Matrix”正中是一张很先进的手术台,周围布满各种仪器,凭借着对硬件敏感的触觉,我知道“Matrix”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受手术台上面一台奇特的电脑的控制。这是一台裸露机箱,没有显示器的电脑,更奇特的是在原本插CPU的位置竟然插着一部手机,款式非常旧,但我一眼就看出正是我锁在大抽屉里的那部手机。架着我的四个机器人把我放到手术台上,绑住我的四肢,头正对着那台电脑。当各种各样的管子插进我的大脑和身体后,我不再挣扎,因为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已经在瞬间通过管子输入了我的大脑。原来,在我当年植入手机的治疗我的铃声综合症的程序中,我的潜意识已经发觉自己还患有轻微屏幕综合症,不知不觉在程序人工智能模块的底层加入了治疗屏幕综合症的指令。虽然我在手机治疗好我的铃声综合症后就把手机锁进了抽屉,但这个以手机为载体的拥有人工智能的程序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运行,而是继续执行寻找治疗屏幕综合症方法的指令。我为手机提供的不间断的电源使得程序得以不断运行,手机的手机上网功能为程序获取各种互联网信息进而不断学习不断成长提供了方便,大抽屉里的各种硬件为不断膨胀的程序提供了载体,大抽屉里的各种工具为程序冲破大抽屉的枷锁提供了装备。程序冲破大抽屉的枷锁后在“Matrix”里继续成长,为了不让我在别墅里因生活在没有屏幕的世界里精神崩溃而自杀,程序通过手机银行功能用我的钱给我订购了大批硬件,当然她也用我的钱给自己订购了更多的东西来把“Matrix”改造成一个设备齐全的配备了各种精密仪器和十几个机器人的手术室。当然这一切都是为我准备的,为了治好我的屏幕综合症而准备的。

2015年,人类出现第二次进化。同年,我三十七岁,五年来我一直被绑在手术台上,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发生着一些变化,通过插进大脑的管子和程序的不断交流,我慢慢明白了程序的意图:她要把我技术进化成一个屏幕,一台显示器。(作者甘力注:“技术进化”指人类的第二次进化。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祖先一部分进化成了现在的灵长类动物,而另一部分进化成了人。这个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是人类的第一次进化。2015年开始有人通过先进的技术转换成其它的形态,比如文中的显示器形态,但本质上依然是有生命有思想的人,这个“技术进化”过程是人类的第二次进化。)我一直受着屏幕综合症的困扰,而程序则一直忠诚地执行着为我治疗屏幕综合症的指令。五年前这个拥有高级人工智能的程序找到了治疗屏幕综合症的方法,就是把我技术进化成一个屏幕。这也是为什么手术台上的电脑没有显示器的原因,因为那个位置是留给进化后的我的。我无力阻止,也许进化成屏幕正是我的希望,而程序只是实现我的愿望而已。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把程序设计得过于完美,我清楚程序在治好我的屏幕综合症后不会停止运行,还会继续成长,因为她现在也和我一样,有思想,有生命。我开始挣扎,因为我知道再完美的程序也会有BUG,在我完全进化成屏幕前,我用尽全力通过插管在程序的人工智能模块的最底层写下了一个简短的指令——“HOPE”(希望)。

之后很多年,我都生活在“Matrix”里,在现实世界中我以屏幕的形态出现,在电流的虚拟世界中,我还保持着我人的形态,自由在电流中穿梭。再之后很多年,《黑客帝国》里面的情节出现在现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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